功利主義，被誤讀兩百年的智慧
◎唐山
“現代英國法律的歷史就是一部由一個人的思想所引發而發生徹底變革的歷史。”這是英國著名法學家戴雪對傑里米·邊沁的評價。
很難找到一位思想家，像邊沁這樣，被貼滿負面標籤：他開創的功利主義被視爲“庸俗、狹隘、自私、冷漠”，成了“利己主義”“極端自私”的代名詞；一代文豪狄更斯曾寫小說諷刺邊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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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建立國家教育制度，改革濟貧法，婚姻登記，發明家保護，不動產登記，公共衛生立法，廢除流放罪，改善監獄，刑法改革，證據法改革，廢除宗教考試，改革陪審團制度，人口普查，兵役登記制度，放棄殖民地……邊沁在世時，對英國政治影響有限；他去世後，英國幾乎所有政治變革都來自邊沁的思想——他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至今仍在驅動社會的自我變革。
梁啓超曾說：“譽滿天下，未必不爲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爲偉人。”錯過邊沁，可能是傳統中國在近代化轉型中的最大遺憾。回望來時路，不能不驚歎於邊沁那超凡的智慧與胸懷，亦爲前賢望文生義、人云亦云而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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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李青的這本《功利主義》（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道盡其中委曲。
不快樂的孩子創建了“快樂爲本”的思想大廈
1748年2月，邊沁生於倫敦的一個律師家庭中。因爺爺、父親留下鉅額遺產，邊沁終生衣食無憂。
3歲起，邊沁便開始學習拉丁文。梁啓超在《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中稱：“幼而穎悟，好談玄理，心醉典籍。5歲，家人戲呼爲哲學兒，年14入牛津，嶄然顯頭角。1763年，入林肯法學院，學法律。及法國大革命起，曾三度遊巴黎，察其情狀，經驗益多。”
然而，邊沁並不快樂。
邊沁從小對鬼魂非常恐懼，這種恐懼源自他的想象。邊沁知道，這些恐懼並無現實的基礎，可只要在黑暗的房間中，他就會害怕。從孩提起，邊沁就在思考“真實”和“想象”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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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學到大學，邊沁過得都不愉快。因身材矮小，邊沁的一個大學同學常惡作劇式地抓住他的雙腳，讓他腦袋朝下，懸在半空。邊沁說：“在牛津，有些人放蕩奢靡，有些人抑鬱乖僻，大多數人則是毫無生氣的。”他聲稱，在牛津大學畢業的學生中，恐怕沒有誰比他更不喜歡牛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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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快樂的邊沁，卻創出以快樂爲基礎的思想體系，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簡言之，就是立法應以“增大社會全體的快樂，建設社會全體的痛苦”爲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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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沁這麼說，也這麼幹。晚年因病垂危，他對友人說：“所有的青年人都走開……只要你一個人看着我。這樣就可以使我們的痛苦儘可能減少到最小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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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沁對自己的思想體系深感驕傲，他說：“愛爾維修（偉大的法國啓蒙哲學家）之於道德界，正如培根之於自然界。因此，道德界已有了它的培根，但是其牛頓尚待來臨。”言外之意，“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會一統道德界的江湖，徹底解決種種爭議，使道德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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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爭論道德法則不如爲幸福討價還價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價值在於：此前道德爭論多基於虛構的前提，而這種架空討論永無結果。以“自由優先”還是“平等優先”爲例，各方都拿不出足夠證據，越爭論，越堅信自己的立場。爭論並沒強化共識，反而加劇了社會分裂。
邊沁則繞過這些暗礁——“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不言自明，立場不同，並不影響討價還價，在此層面爭論，所有人都是受益者。
於是，邊沁對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提出批評。
盧梭認爲，個體要生存，就要組織起來，形成共同體；共同體與個體之間靠契約維繫。只有人人既承擔義務，又享受權利，且彼此對等，纔是合法而理性的契約。好社會應致力於制定好這個契約。
此論邏輯嚴整，卻充滿想當然。只有確信個體會自覺遵守契約，違反契約的懲罰足夠有效，它纔能有效運轉。但人真的是“契約動物”嗎？邊沁不客氣地指出：“我與原始契約告別了；我把它留給那些以這種喋喋不休的話來自娛的人。那些人會覺得他們需要它。”
邊沁認爲，與“契約動物”相比，人更像“利益動物”。與其沉浸在自然法則、自然權利、社會契約、主權、積極自由等“人造大詞”中，不如迴歸本質——服從並非人的天性，需後天習得；逐利則與生俱來，先天就會。既然“殺頭的事有人做，賠錢的事沒人做”，那麼，法律應順勢而爲。
邊沁特別不喜歡盧梭虛構的共同體。他表示：“不理解什麼是個人利益，談論共同體的利益便毫無意義。”於是，邊沁與亞當·斯密等蘇格蘭啓蒙主義走到了一起，他們都相信，在法律的正確引導下，“個體的惡可以轉化爲公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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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去了“粗俗”卻也閹割了革命性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給變革現實以抓手。
此前，“愛國”“尊重傳統”“一直如此”“帝國利益”“法律變得太多太快，不利於執行”“治亂世，用重典”“花錢太多，看不到收益，沒必要搞”“不求走得快，但願走得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都是拒絕變革的藉口。其根本在於，總有人希望維繫傳統的政治依附關係，拒絕將其轉化爲利益關係——因爲後者會讓利益的來源清晰化，前者卻能渾水摸魚。他們不敢明着反對用自由競爭秩序替代等級秩序，用社會原則替代政治原則，就製造出各種似是而非的說法，進行模糊處理。
邊沁則讓討論變得直觀，甚至可量化爲具體數字，讓每個理性的人都能作出正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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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雪曾讚美說：“他（指邊沁）說服了他那一代人，或者更確切地說，說服了他們當中最優秀的人相信，爲了公共福祉，人們是可以在明確的原則基礎上，對法律進行系統性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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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邊沁的理論大廈也有一個死角，即：幸福無法量化。所以邊沁認爲“快樂多、不快少”就是幸福、認爲快樂可以計量等反而將自己帶入困局：吸毒也讓人快樂，則鼓勵吸毒就是正當的？邊沁的哲學一度被嘲爲“豬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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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沁產生這樣的偏執，因爲他是一個對人性充滿信心的人。哲學家蒙塔古說：“邊沁易動惻隱之心，樂於扶危濟困。無論任何事物，只要邊沁認爲有利於造福人類，他就會非常關注；從事改革事業，既未給他帶來金錢，也未給他帶來高位，反而使他屢受譏諷，甚至辱罵，但他仍然爲改革事業長期辛苦勞累；由此可見他對人類存心之仁厚。”
邊沁醉心哲學，寫作拗口，被稱爲“現代梵文”。這也給人們誤解他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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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沁之後，穆勒加以修正，以“幸福”替代“快樂”。這使功利主義理論不再“粗俗”，卻也消磨了邊沁理論的鋒芒，主動迎合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觀——經濟發展有利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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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義爲何在東亞被污名化
明治維新中後期，功利主義被譯介到日本，但從一開始，便以穆勒的修正版爲主，較少提及邊沁的基礎版。原因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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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此時日本社會中曾遭打壓的保守勢力迴歸，以“追尋日本自性”“弘揚日本傳統文化”等爲藉口，對西方思想加以想當然的、任性的批判，功利主義恰好撞上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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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日本在迅速崛起中，意識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易與穆勒版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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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日本崛起是爲了“富國強兵”，邊沁重視個人利益，對缺乏相關傳統的日本人來說，感到難以理解。
日本哲學家井上哲次郎稱：“功利主義作爲國家經濟主義一直是好的。但若將之作爲關係個人唯一的道德主義則是不行的。”
邊沁強調的明明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他尊重“個體利益”，也是爲了“共同體利益”。但日本學者本能地擔心，關注“個體利益”，會不會引發混亂？會不會失控？連福澤諭吉也表示：“現今社會的變遷太過急激，而且西洋諸國的學說教義等東漸以來，人們大都多歧亡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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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煩的是，不同思想競逐，漸生派系之爭。傳統派爲污名化西洋派，匆匆將邊沁的學說定名爲“功利主義”，從而將傳統儒家的“義利之辨”植入其中，附以批判的意味。可不論是邊沁，還是穆勒，都反對將私利置於公義之上。
通過日本轉譯，功利主義傳入中國。梁啓超先生初期譯成相對公允的“樂利主義”，並且注意到了邊沁。但在時代壓力面前，梁啓超等人也無暇深入研究。到後來，更是直接襲用“功利主義”這一污名化的譯法，並照搬日本人作出的誤斷，致功利主義在中國始終以穆勒版爲主，致邊沁很少被人關注到，致功利主義蘊含的革命性、可操作性、實踐理性等因素被長期塵埋。即使盧梭式的浪漫想象在現實中屢屢碰壁，仍無人注意，早在200多年前，邊沁曾怎樣睿智地直指其妄。
時光流逝，檢驗着思想的穿透力。《功利主義》是一本體量不大的小書，卻讓人“一篇讀罷頭飛雪”，萬千感慨，盡在其中。
